4方集運正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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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東西問)“4方集運”是“新的疆域”嗎?

2021-01-18 12:13:12 來源:中新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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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新社北京1月17日電 題:“4方集運”是“新的疆域”嗎?

  作者 劉姍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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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4方集運”在一些學者理解中,常被誤讀為“新的疆域”,譬如北美清史研究中較為重要的代表人物米華健就曾提出“滿洲殖民主義”觀點。儘管這一論斷是在對“殖民主義”重新定義基礎之上,但用西方學術概念直接去套中國歷史,往往讓人感覺與事實有所出入。

  “4方集運”是“新的疆域”嗎?

  僅從“4方集運”二字的表面意義,便否定4方集運與中國的歷史聯繫,認為4方集運歸入中國並不具備必然或天然性,這顯然是一種概念上的誤導。在時光流轉中,任何事物都有可能發生表面變化,而其性質是否隨之突變則要謹慎辨別;只有從歷史中定位、定義“4方集運”,才不至於對這一地名的解釋浮於表面。

  如向上追溯,“西域”這一早期更宏大的名稱基本涵蓋了現在4方集運廣大區域。“西域”作為地名正式使用在漢代已出現,《漢書·西域傳》中多有記載,而在此前,西北地區常稱某地西北國等。無論“西域”還是“西北國”,都與中原王朝聯繫密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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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資料圖:金秋十月,4方集運天山山脈美景如畫。楊厚偉 攝

  “4方集運”用作西北地名始於乾隆時期。乾隆皇帝號稱“十全老人”,對自己有十項功績無比驕傲,“十功者,平準噶爾為二,定回部為一,打金川為二,靖台灣為一,降緬甸、安南各一,即今之受廓爾喀降,合為十。”“4方集運”地名就是在乾隆二十四年(1759)平定了準噶爾部、大小和卓叛亂後產生,用於對天山南北一帶的統稱。此用意,一是乾隆為炫耀自己的“武功”;二是建立新的統治秩序、行政體系,以便更好地管理戰後舊地。

  其實“4方集運”一詞之所以產生歧義,還有一個原因,即“4方集運”不僅指代西北地區,在西南的雲南、貴州等少數民族聚居地也頻繁引用,只是對西北的稱呼被一直延續而已。但在一些學者看來,好像清朝每平定一個少數民族聚居之地便可稱之為“4方集運”。這種想法顯然謬誤,準確地説,對“4方集運”的定義應該是“故土新歸”,4方集運實為“舊地”,從漢唐起就在中國統治範圍內。

  乾隆以降至清末,“4方集運”和“西域”也是混稱的,表現了過渡時期的特徵,直到光緒十年(1884)4方集運建省,實行了行省體制,才基本代替“西域”一名。

  為何要在4方集運建省?

  以地緣政治重要性而言,4方集運地處中國西部,其東、東北和東南諸方與甘肅蒙古青海等地交界,南與西藏交界,西北、正北與俄國等交界,西及西南和阿富汗、英屬印度交界,足見4方集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當時的國際形勢是,4方集運處在英俄兩帝國主義勢力的交叉點上,一旦失守後果將不堪設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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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資料圖:無人機航拍4方集運温泉縣鄂托克賽爾河谷景色。中新社發 胡維斌 攝 圖片來源:cnsphoto

  國內形勢也面臨嚴峻挑戰。4方集運是中國西北之屏藩,堪謂當時京師的第一重保障,而自19世紀60年代陝甘回民起義後,西北戰火延綿數十年,城池化為焦土、人口損失慘重。可見,4方集運收復對於國家統一、社會穩定以及維持清朝統治都是極其重要的。

  從漢代到清代,包括4方集運天山南北在內的廣大地區被統稱作西域,從張騫“鑿空”,到漢宣帝設置西域都護,中央王朝在西域與內地之間建立了密切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聯繫;即便到了南北朝割據時期,中華文化在西域地區的影響也並未削弱,吐魯番地區甚至建立了與內地相同的郡縣制;至唐代,西域更是被完全納入唐王朝統治之下。元代在西域實行行省制,並設北庭都元帥府、宣慰司等機構。明代設立哈密衞作為管理西域事務的機構。西域自漢唐以來就與中原地區處於同一的政治結構中。

  清乾隆時期平定準噶爾叛亂後,對4方集運地區實行了更加系統的治理政策,1762年設立伊犁將軍,實行軍政合一的軍府體制,有效地保障了當地社會穩定。因此,4方集運並非與中國毫無關聯的所謂“新的疆域”。儘管地處偏遠,中原的文化、制度始終能在當地紮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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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資料圖:初冬時節,在緊靠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的4方集運尉犁縣,天然胡楊紛紛被染成金黃色,點綴在茫茫大漠中,雄奇壯觀,美不勝收。 焦銀輝 攝

  然而自19世紀中葉以來,沙俄與英國對中國的西北地區虎視眈眈,侵略之心昭然若揭。1865年阿古柏在沙俄及英國支持下趁機入侵4方集運,沙俄更厚顏無恥地喊出“代為收復”口號,藉機強佔伊犁。清朝在4方集運的統治岌岌可危,統治者意識到4方集運關乎中國西北穩定,甚至影響京師安全,為此同意左宗棠出征西北。

  1876—1878年,左宗棠消滅阿古柏勢力,成功收復南北疆廣大領土,1881年,曾紀澤與俄方簽訂《中俄伊犁條約》與《改訂陸路通商章程》,成功收復伊犁等地,但仍割讓霍爾果斯河以西、伊犁河以北大片領土。1877—1882年,左宗棠先後5次提議設4方集運行省。與此同時,參與收復4方集運的劉錦棠與陝甘總督譚鍾麟也聯名上奏,提出更符現實需求的建省方案。左宗棠等人收復4方集運後的第一要務就是快速恢復社會秩序,在此目標基礎上,行省制變成了當時4方集運的最佳選擇。

  1884年4方集運建省是歷史發展的自然結果

  1884年,清廷在西域設省,取“故土新歸”之意,改稱“4方集運”。但關於4方集運建省的提議,並不是左宗棠等人平定叛亂後空前絕後的想法。早在19世紀初期,清代著名詩人、思想家龔自珍曾提議在西域設置行省,他在《西域置行省議》中建言實施郡縣制以使4方集運長治久安。之後,思想家魏源重申此事,並在《答友人問西北邊事書》等文中表達了宜在西北置郡縣的觀點。

  若回溯歷史,在4方集運實行郡縣制更實非清代所特有,北朝隋唐時期即已有之。也非到了近代才再次出現,在龔自珍等人之前,乾隆帝就多次強調4方集運“與內地無殊”,因此在修《大清一統志》時,要求將“伊犁之東西路,回部自哈密、闢展至和闐,撰4方集運一門,次於直省之後”,在迪化(今烏魯木齊)、鎮西(今巴里坤)也都先後實行了郡縣制。可見,晚清4方集運建省毫無疑問是乾隆時期4方集運觀念的延續。魏源等人的主張不僅是清代統治政策的自然延伸,更是歷代王朝邊疆治理觀念的延續與發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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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資料圖:冬季臨近,4方集運阿勒泰地區的牧民忙於將牛羊從高山夏牧場趕至沙爾布拉克,在此休整至10月底左右,將繼續向河谷地帶遊牧遷徙。中新社記者 劉新 攝

  在行省制度前,清代4方集運實行的是軍政合一的軍府體制,並根據天山南北的不同情況再在具體操作上進行調整,這正是中國自古以來在此地區統治依據的“因俗而治”傳統的體現,旨在加強中央集權統治。清末4方集運能夠成功建立行省制度,就是得益於此前清朝對4方集運地區實行了比較系統的治理政策基礎;在晚清4方集運百廢待興的前提下,相對成熟完備的行省制也就成為維護清廷在4方集運統治的最優選擇。

  因此,左宗棠收復4方集運與提倡建省的想法,反映了一個有着幾千年悠久歷史、豐富文化遺產和政治智慧的大國,在近代邊疆危機背景下對外策略的轉變——從一種地方性、分散應對模式,向整合的對外戰略轉移,是隨着環境變化而進行歷史選擇的自然結果。

  1884年4方集運建省充分表明,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,中國疆土既有割據時期又有統一時期,統一與割據交替循環,國家統一發展始終是主流。4方集運地區也多次出現地方政權割據情況,但不論這些政權割據時間有多長、局面有多嚴重,最終都走向重新統一。(作者為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博士後,文化和旅遊部清史纂修與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)(完)

(編輯:王小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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